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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牌印章，照亮了一段被誉为“合作摇篮”的传奇。复旦合作商店的背后，是“中国合作运动导师”薛仙舟的身影。他引领师生创设中国最早的学生自营合作社——复旦合作商店，实行“自负盈亏、互助互济”。这里，成了商科学生最早的实地演练场。薛仙舟又发起成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并亲任首任行长，全部柜员、会计、信贷岗位均由商科学生轮值，校内与江湾镇两处营业部，成了真正的实践课堂。于是，清晨的校钟开始与柜台的算盘声同起，夜晚图书馆的灯光常与账簿上的数字辉映。莘莘学子在合作商店里验货盘存，在银行柜台前点数银圆，将课堂里抽象的“信用”二字，一寸寸写进了上海的市井烟火，复旦商科因此得名“合作摇篮”。一方沉甸甸的铜制“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印寓意这份历史含金量。

　　展厅里“新中国第一批毕业生”印和“投身新中国经济建设”印呼应了这枚印章，它们的印纽非常特殊，源于1958年试制成功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牌轿车原型车模和1965年研制成功的“红旗CA770”高级轿车车模。可贵的是，这两件模型也在展厅“我是复旦人”展区，它们正是由52届校友赠予母校。以老校友为代表的52届毕业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奔赴“一汽”等建设前线，将所学融入民族工业的脉搏。车模是工业化的象征，印章是个人与时代的契约，当车模的造型与篆刻的艺术结合，一段实干报国的故事便有了最铿锵的落款。

　　传承亦是一种“对话”。复旦校史协会同学创意制作了一款“大手握小手”造型的“义务学校”印铭记了1919年商科师生创办义务学校以“挽救四周荆棘丛中无数娇弱花一般的失学儿童”的初心。当时义务学校的教员、教材、经费皆由商科师生自筹，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的盈余亦拨作常年经费。与之呼应的是一枚“朝阳行动”印，造型是两位学生和一位老师共同托举一个孩子，象征着已成为管院本硕博学生必修课的支教活动。从百年前的“大手握小手”，到如今的“共同托举”，印章勾勒出一条从未中断的、关于责任与关怀的精神动脉。它联结的是校园与更广阔的社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子与需要帮助的孩童，是知识与社会责任之间最朴素的契约。

　　管院政立路校区门口标志性的院名石经2024级本科生陈剑知之手微缩复刻，成为了最具熟悉感的印纽，他觉得这份设计既庄重又亲切，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归属感。陈剑知的父亲是一位大众篆刻爱好者，“小时候，我总看见父亲坐在案前专注地刻章，屋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方块，刀与石、朱砂与纸张的气息交织在一起，那画面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加入篆刻社团，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摸索、研究，体会到：“篆刻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无尽的创意表达。”

　　同样的情感纽带，在章与人之间紧密缠绕。管院硕博连读学生王府璟，将她对学术道路的理解刻进了“硕博连读”印中。她将“硕”与“博”的笔画巧妙相连，喻示着学术探索的连贯与锐利，“学术科研的敏锐就像一把利剑，洞察社会进步，回应科技变革。”印章造型由堆叠的书本和一顶毕业帽组成，iPad上涂涂画画的创意成为了精巧的作品，在透亮的展示柜与明亮的聚光灯下看到自己的作品，她心中涌起由衷的骄傲。“印面上的文字与印章的造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也是‘大众篆刻’非常鲜明的特质。”作为篆刻展的讲解员，她向观众们讲述每一方印章的巧妙构思和背后故事，也在这个过程中细细感受百年商科、百舸争流，“那些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风云故事在这里流淌传承，又凝聚在这一方方印记之上。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大众篆刻作为情感导体的力量，在“复旦-台大EMBA”印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2010年，管院开设第一个大陆与台湾合作的双学位 EMBA 项目，学生中一半来自台湾，一半来自大陆，毕业后可同时获得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的学位。这枚印章再次成为跨越海峡的携手：印面由该项目大陆校友孙辉设计，印身那幅喷绘画作则出自台湾校友黄梅云之手——黄梅云将游历过的世界山川和“复旦”融汇于方寸掌间，寓意着源自母校的视野与胸襟。两岸同窗的共创️使得彼此的笔触与构思在印章上相遇，这方印便超越了本身，成为同窗情谊与合作精神的结晶。

　　蔡竞平、李权时、谢霖、李炳焕……复旦商科百年先贤“刻”成了可以握在手心的肖像印章。这是美术与篆刻扩圈融合。画家在纸上“速写”灵魂，激光刀在椴木板上“二次写生”，一软一硬，一暖一冷，肖像印由此拥有了“手绘温度＋数字精度”的双重基因，一周、九枚、画家、篆刻师、数据工程师把“大众”凝成艺术，也为未来的文艺融合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新生产链”。上海青年写实绘画沙龙会长刘双说：“‘大众’作为创作命题，在文艺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美术创作者而言，能够实现破圈是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然而，要达成‘破圈’，必须首先实现艺术理念与作品的普及化与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