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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里，常年离家读书的他第一次以成年人的身份与父母长期相处。GZ的家庭关系颇为融洽，他父亲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了一小块收益稳定的事业；而母亲则开了一家卤肉店，生意也还算过得去。小学时父亲带着他打游戏，买的都是奥美出的正版碟，父子俩还一起追《海贼王》漫画连载；小时候的GZ写过一篇网络游戏《仙境传说》的游戏同人，他读给父母听，他们都夸他写得好。这样的家庭环境让GZ在成长阶段储备了许多的快乐回忆，日后凡是不快乐的时候，他就从这些回忆中蒯一勺出来安慰自己。
也差不多是在这一年期间，GZ母亲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她开始频繁出入医院。而GZ从舒适的窝里爬了出来，抖掉身上积攒了一年的闲散，再次开始求职。这次他的视线直接放在了重内容的二次元游戏项目上，原因有两点，一是他觉得这种项目做起来应该稍微愉快一些，二是因为当时其他游戏大厂对社招的履历要求都开始拔高，他只在小工作室做过未上线项目，根本挤不进去。而在当时，也就是2017年左右，二游还是个外人看不太懂的小领域，刚刚在漕河泾开始发芽的二游厂商们“准入门槛”还不太高，只要“爱好同频，是一类人”，就可以相对轻松地“混进去”。
一款持续运营的游戏需要一个庞大的团队持续性地生产内容，一旦慢了，收入就会往下掉，竞品就会超过你。这有点像是身在一条铁轨上，一旦停止奔跑，火车就会从后面辗过你。因此，对很多持续运营的手游项目来说，上线之后往往会比上线之前更忙，毕竟上线前只需要考虑一套固定的工作内容，而上线后就要考虑每个情人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还有各种重大更新节点……而且，上线前团队总是想要人手越充分越好，毕竟流水还有想象空间；可上线后呢？能赚多少钱已经很清楚了，少招一个人，对公司来说就是多一份利润。
这些年里，他每天早上十一点到公司，晚上十二点离开公司，一周工作六天；这种作息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个人生活，GZ和女友每个月见一次面，生活中的其他乐趣基本都来自于在出租房里打游戏。他比刚刚进入游戏行业的时候胖了将近六十斤，体检数据也不算太好，在接受采访前他正在看一则新闻，说是有位游戏大厂的员工猝死在出租屋里；他向下滑动着新闻的下方的评论，有不少人都在说“挣这么多钱，猝死也是应该的”——他一边滑，一边恨恨地问我，“你说这些人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说话！”
还有一位内容创意方面的老师告诉我，她的学生很受某个大厂的青睐，“每年都会要好几个人”，这显然让她很骄傲，也让她颇受学生信赖。但她又提到，有位学生在入职这个大厂后因为工作压力而十分痛苦，天天躲去厕所哭泣；学生试图向自己的mentor（指新员工入职后负责带他们的老员工）寻求帮助，后者的回答是，“我刚入职的时候也哭，这个没办法”。学生又向她，也就是大学时的老师求助，这位老师劝学生“哭一天也就算了，天天哭算怎么个事儿？算了吧！”，于是，这位学生从大厂离职去了一家小厂，那之后果然快乐了许多。
另一次采访中，一位学美术的同学历数了他面试过实习岗的游戏大厂，总结出一条经验，“他们想要的就是特别狂热的喜欢他们自己游戏的人”。还有一位同学告诉我，他以成为制作人为志向，制作人是必须有个性、有创意、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他觉得公司应该会想要这样的员工；但他已经实习过几次了，实习的经验告诉他，公司想要的应该是服从性高的螺丝钉，不需要有个性。这位同学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他似乎相信自己可以在入职时将个性塞进冷库中，等到攀登上制作人宝座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化冻。
绝大部分人都告诉我“没那么有把握”，或是“我觉得可能不行”。有位年纪偏大的受访人用“挥舞着王八拳的大鲨鱼”来形容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不按套路出牌，特别凶猛”。即使是一位对自己十分自信的受访人，提到这个问题时都要承认：“一些应届生的优秀让我很有压力……就像是过去学校里的超级天才，我当年能用三个月卷死我的前辈，我觉得现在他们能三个月卷死我。“他补充道，“尤其是AI，过去我应聘的时候策划没有结构性的知识传承，所以我总结出来，我就赢了，但现在有AI，他们用AI就可以知道很多过去我不知道的事……我掌握的结构性知识显得有些可笑了。”
而对于绝大多数身处漕河泾的年轻人们来说，在孩童时期能拥有这些“条件”，本身是一种幸运。他们的童年富有弹性，生存的压力很少挤压到他们。“喜欢游戏”和“爱玩游戏”是大部分漕河泾游戏人贴在自己身上的最鲜明的标签，也是他们判断同类的首要标准，游戏甚至会是他们父辈的教育工具；一位受访人给我讲述了他外公如何教他玩《仙剑奇侠传》，“他觉得玩那个可以帮我练算数，算每一点MP可以打怪物多少血嘛，但是当然完全没效果……我外公自己是重度玩家，他是顶尖大学顶尖学历，那时候他什么游戏都玩” 。
另一位受访人现在自己也在负责审阅简历，他语带不满地提到，现在很多应届生“简历里一共几十个游戏，就敢投关卡策划”；在漕河泾大厂做资深研发岗的受访人哲也告诉我，他今年27岁，他觉得自己对冲工作压力、生活沮丧、前途焦虑的方式，就是戴上耳机，看见绿灯就走，漫无目的地在上海这座大城市中流浪。他一边走，一边会在脑海中不断回放小时候玩游戏的种种快乐体验，外界的一切都被耳机隔绝开了，自身的一切都随着回忆翻涌上来；到他走累了的时候，疲惫的躯壳中就又盈满了一个热爱游戏的轻盈灵魂了。
因此，手业的新立项变得越来越少，硕果仅存的新项目都是高举高打的大成本，中小型团队及项目日益萎缩，在除了小游戏以外的领域几乎再难找到成功案例。被裁员、被“释放”出来的资深人才盈满市场，各大院校又在源源不断地输送一届比一届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这种环境构成了漕河泾的年轻人们的深层焦虑。他们往往对市场上的各种新项目信息极为敏感，有至少一半的受访人提到，他们会时不时登录招聘软件更新简历，“想看看自己在外面能找到怎么样的工作”。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款项目后来被公司内部裁掉了。当时有多少雄心壮志，在项目的泡沫破散之时，就有多少沮丧和不甘心。WM说这次项目变故“让我想了很多”，而他的朋友则直接说，“那一刻我觉得中国游戏行业都完了”，哪怕是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我觉得我现在还没缓过来”。更让WM印象深刻的是，项目解散的消息传来之时，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开始打电话，人人都在安排自己的下一份工作、下一个岗位。在这些哀求、商谈、巴结和交易的语声中，他注意到经常为他们这层工区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正躲在茶水间里哭。
总的来说，这些游戏人都体会过赶版本期间连续数周乃至数月早上十点上班，凌晨一两点下班，早上十点继续上班。尽管所有受访人都憎恶加班，但他们又都认为加班是“没办法的事”，是“还得熬下去”的痛苦。有位受访人提到，他听说自己在另一家漕河泾大厂的朋友跳槽去了一家其他城市的中厂，签约时要求把“不加班”写在合同里；他反复要求我不要将这件事写的太清晰，害怕被同事和上级定位到他，大概是担心对这种“罕见情况”的艳羡会影响到他在公司中的评价。
另外，大部分受访人都认同“加班多也意味着挣钱多”，受访人哲也曾经因为加班加到“真的受不了了”，就去找毕业后选择留校做科研的大学同学诉苦，他俩一起在母校食堂吃了一顿饭，对方一直在抱怨了自己在科研中遇到的种种痛苦，“而且还没钱挣”；这顿饭吃完时，同学觉得自己向哲也倒了很多苦水，感到颇不好意思，而哲也则不敢告诉同学，“听完他的话，我就一下子释然了，他太惨了，我过的还行”，这种双向的疗愈实在是“有点地狱”。
其次，小林认为，加班的一部分原因是项目组中的“熟手”不够多，而工作流里“就是有这么多活儿要做”。每个熟手都被黏在自己负责的部分上，从设计到落地，再到铺量和测试……工期被拉的又长又满。而此时如果再加入新版本的预开发，或是管理工作、招聘工作、内部流程性工作，这些熟手就会不得不加班。至于熟手为什么这么少，其一是因为招不到人，中国游戏行业开始青睐重内容项目只是近几年的事，培养出的熟手数量极为有限；二来，自己公司内的熟手都已经被这场无止境的征途给压得浑身骨头吱嘎作响了，他们中很多“自然脱落”，“累了，就不做这种项目了”；再者，因为熟手们太忙了，所以能拿出来带新手、让他们成为熟手的精力必然十分有限，新的熟手难以涌现，旧的熟手随着颈椎病和高血压和脱落，项目组永远处于人力不够的状态。
前文提过的资深研发哲也告诉我，他打算35岁前就辞职去创业。他清楚地意识到，“在漕河泾这里……35岁要还没到主字头（指主策、主美、主程等项目核心岗位），就都灵活就业去了”。尽管哲也已经在相当积极地为了创业而存钱了，但他心底里依旧有些迷茫。他提到，自己曾经拿同在游戏行业的表弟的手机刷过招聘网站，“他的和我的就像是两个软件”，刚刚毕业的表弟完全没人打招呼，海投几百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哪怕是中小厂商都挤不进去；而身处漕河泾大厂的哲也呢，每天就会有几十上百个HR追着他发消息，甚至强行给他打骚扰电话。
另一位受访人Yusha是靠着过硬的美术技能从其他行业跳进游戏公司的，所以年龄会比其他同事都大一些，已经超过了30岁。对于“35岁”的诅咒，他当然更加焦虑，他会经常和AI聊天，问对方“在老家做什么样的自由职业才能维持现在的收入水平”，又会突然意识到，“不对，我忘了告诉AI我还得自己交社保”；他还提到自己有位朋友“看着自己公司HR拒绝了一个30多岁的简历，原因是觉得晦气，这个人之前待过的所有项目都失败了”，但现在，这位目睹别人被淘汰的朋友也被淘汰了，“和老婆一起开幼教班呢”。
潜意识中，他总在观察和寻找其他选择，他会留意到漕河泾十字路口有人摆摊卖自己做的小玩意儿，而且摊主挂着工牌，像是附近大厂的员工；每次结束加班之后他都会光顾附近的一家麻辣烫摊子，摊主有个上初中的儿子，冬天时这孩子会穿着簇新的羽绒服在店里帮忙跑腿，还要小心翼翼地不弄脏新衣服；他观察着这一家人，感觉“真过那种生活也没什么不好”。另外，与其他更年轻的受访人相比，Yusha更多地寄希望于社会整体，他觉得“国家发展到这个程度了……社会一定能承载一部分自由职业的人”，他还不断强调自己有手艺，这也为他提供了不少的安全感。
在对话中，Yusha为我描绘起了他最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是在许多年前，他带着一些美术生去一座村庄写生，路上他得知了一个GameJam的消息，于是就在大巴上研究起了报名章程。进村之后，学生们四散去画画了，他在村里唯一的一家咖啡厅中——甚至还是猫咖！——全心全意地钻研参赛游戏点子，写了厚厚的设计手记。到了下午，趁着阳光还好，他会到村子里去转悠一圈；这村子以写生为业，到处都能看到正在画画的学生，他就背着手一张画一张画地看过去，夕阳把人与画的影子拖的很长，时间也过的慢吞吞的。晚上他把学生送进当地老乡的宿舍里，自己则和老乡一起喝两杯，吃点小菜；而后，他就又钻回自己的房间继续写方案、画原型、做设计，“不舍得睡觉，一直在写，在想”。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辉煌的结尾，Yusha的项目最后并没做出来，但回忆起这些事时，他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而幸福。
与我交谈的受访人中，无论是学生还是从业者，大多都有着做独立游戏的梦想。有人提到要为了做自己的游戏攒钱，也有人认真学习游戏宣发课程，打算从制作到宣发全部自己来；受访人哲也说他一旦感受到“独立游戏的召唤”就会马上辞职，他把这种召唤形容为“就像谈恋爱一样，那一瞬间自己该去做这个事了”；在他看来，独立游戏开发者远高于大厂的员工，“（商业游戏和独立游戏）就像是进化链上的两个环节，有自我表达欲望的人一定会希望进化到更高的地方，一定会想要开发自己的游戏”。
独立游戏的“独立”二字意味着不用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负责，而“游戏”则是漕河泾的年轻人们最喜欢的、最擅长的，甚至是唯一会做的事；也无怪乎这二者的结合会让他们心生向往。受访人小林告诉我，他觉得“人的光辉点在年轻的时候，之后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更牛逼的作品了；我最有灵感最有创意和热情的东西已经（在公司做出来并且）上线了，之后的东西就算做的更成熟，但不会那么有火花，那么让人满意”，尽管如此，他依旧认为自己能在35岁退休后靠独立游戏支撑起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我的独立游戏是可以成功的。”
正因如此，许多做了很多年游戏、也只会做游戏的、被“毕业”了的游戏人由此转向了这条路，还有一些游戏专业的大学生也加入其中。“那几年里MG（预付款）给的非常多，”南风笑着说，“大几百都见过，乱给，大家都想着抢项目嘛”，而且，相对于过去投资手游团队动辄数千万乃至数亿的投资金额，独游就算给个几百万，看起来也相当经济实惠。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批独游大部分根本收不回MG，成功者寥寥，有许多人都在项目失败之后“回大厂上班去了”。
现在，南风觉得独立游戏赛道依旧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但资本和玩家都已经比过去冷静了许多。作为对接方，他总是期待着见到更多的独游团队和作品，唯独有一类团队他见到就会“心里发怵”：“有些大厂出来的人们，他们经常就把自己在大厂做的项目的月流水打个六折，当成自己创业做项目的收入预期……而且都觉得只要能拿到足够的钱，就能拉更多老同事出来，把流水做的更高”，而且“就算是做独立游戏，他们也会给自己开很高的薪资，因为他们已经拿惯了这个级别的钱了”。这种团队也往往会很依赖于外部的意见，“他们经常会说，你们给个方向，我们来落实，肯定能落实好”。南风觉得这些人虽然离开了大厂，但又好像永远离不开了一样，“他们甚至会每周发周报给我”。
那么，如果离开漕河泾大厂的年轻人们打消更高的预期、就做一些很小体量的独立游戏，成功率又如何呢？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南风回答的就更加谨慎了。他想了又想，举了一大堆例子，最后小心地表示：“对独立游戏这个赛道来说，可能大厂的经历弊大于利”。他认为这是因为独立游戏是非常“非标准化”的一件事，而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太优秀了，以至于他们太快地适应了“标准化”，迅速融入进了工业化的洪流。当这些年轻人离开公司，到了一个到处都是“无标准可循”的新场景里，他们过去学到的东西丧失了意义，这种丧失感本身就很折磨人，“很多人就都觉得，还是回去上班比较轻松”。
那时候一到下班时间系统就会弹出工作进度表，看着屏幕上那张没什么进展的画布，她焦虑得一塌糊涂。后来她加班、研究、努力，“每天至少认真画八小时，就算刷网页也是找参考图”，花了半年左右时间，总算是能在下班时差不多完成当天预定的工作量了。而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突然意识到，同事们都比她画得更好。公司的工作流拆分的很细，米米很少有机会把一张工作图从头到尾自己画完，基本都是完成某些步骤之后就要交给下一位同事接手，水平不同的同事负责的部分也各自不同，这就让大家都对彼此的水平非常敏感。
在外界看来，米米和同事们感受到的或许是同侪压力，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问题都是画得还不够好”。米米真心实意地认为，只要绘画技巧够高，人生中的所有烦恼就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她开始焦虑如何提升“自己“的绘画技巧——她尤其强调”自己“二字，因为在公司她需要严格按照项目既有的美术指南绘制作品，不需要个人风格，“一是保证画风的统一，二是也避免自己的风格被公司挪用”；而她的所有同事都会在业余时间画保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一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渴望自我表达，二也是想要磨练技术，画得更好。
米米回忆着，她好像很少见到“很多太阳”，早上到公司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还不太多；到晚上回家时太阳早已让位于月亮，“见不到太阳人就会不开心”；尽管非常累、尽管她感到自己“根本没有在生活”，但她还是不愿意放下两个工作中的任何一边；她觉得这两个工作互为退路，让她很有安全感。另外，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尤其是相比于自己的父母，“他们的工作都是把一个人的话告诉给另一个人”，但她又在想，价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挣多少钱吗？那么她的工作就没有那些工资更高的同事们有价值吗？是创作的高度吗？所以她的价值就比大Red们更少吗？
但她又十分务实地提到，她担心自己一旦没有了公司的约束，就会“变懒”，“到时候画一张才有一张的钱，不画就饿死了”。也就是说，她既担心自己不画，又担心自己画得太多；她最希望能以现在上班的作息来画绘圈的稿子，但她也知道“那肯定不太可能”。米米还担心到自己终于离开游戏公司的时候，绘圈还是否存在；毕竟这个圈子颇有不规范之处，用户年龄层也低，“说不定哪天就被整顿了”。她更担心自己的画风跟不上未来的时髦，她还担心AI会把“画得好”的标准提的更高，每张图都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炫耀式自我包装”不但不受偏爱，甚至会带来负面的印象；他们更倾向于为那些能够凸显“精神愉悦”的消费买单，比如旅游、摄影器材、无人机、盲盒手办之类。无论是见不到阳光的米米，还是觉得“我被游戏行业改造成了只喜欢玩游戏的人”的Jim，漕河泾的年轻人们还无可避免地感觉到了工作对自我的挤压；“让自己开心“的精神愉悦类消费品不但能让他们开心一下，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凭自己的喜好选择”的乐趣，他们经常就会在这些方面花费较多。受访人WM就反复提到，自己对于“手办模型之类的东西”想买就买，构成了主要的开销。
当被我问到“如何结识异性”时，有位男性受访人展示了他的相亲APP。那上面全都是和他学历相当的年轻女孩，他甚至在其中见到过自己的同事；他有些羞涩地告诉我，自己只会跟“看起来差不多”的女孩打招呼，那些“年收入高我太多的、特别漂亮的，感觉就算了吧”——在这个APP上，年薪数百万的年轻男女并不少见，也包括这位受访人自己。在和他聊完后，我曾想下载这款APP看看，却发现它有着毕业院校和年龄的准入门槛，精准地把我这样的人隔离在外。
B告诉我，她现在有种快乐耻辱症，一旦感到快乐，就会在潜意识里对自己说，“我好久没有这么快乐了”——美好的情绪一经察觉就会转化为羞愧感，“但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呢！”。她前几年还努力在每天回到家之后继续写一会小说，幻想着一旦小说得到发表就马上辞职；但后来，随着公司的工作越来越熟练，她的上司越来越倚重她，她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多，“没时间写了，就算写，也是写一半就觉得这是什么呀，真没意思！然后就放弃了”。渐渐的，写作像是变成了“一个过期的支线任务”，她甚至有点不敢和过去一起写作的朋友聊天，怕对方随口问她，“最近在写什么呢？”
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并不是在为了生存和活着而奋斗，他们加班并不是为了装给老板看，拼命学习新技能也不是为了漂亮的述职报告；GZ告诉我，他“就是想做一点真善美的东西”，Jim则认为自己“有能力做了不起的东西”，就算是熬夜做着小画家的米米，也认为自己“可以画得非常非常好”——但在说起这些的时候，所有受访人都会下意识窥视我的表情，生怕看出反对或是讥讽。对生存之上的、更高维度的目标的追求，这在当下的整体语境中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在感受到渴求自我的痛苦时，还不得不与自我怀疑搏斗。采访中有不少受访人都说着，“我挣了这么多的钱，这些都是应该的吧？”，“我才不到三十岁，挣现在这个年薪，我应该是没什么可痛苦的……”，“我父母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开心，他们说你的工作待遇这么好……”；一位企业管理者告诉我，“我不觉得自己应该痛苦，一般人想要的一切我都有了”——而在采访开始之后的半小时内，他一直在阐述自己因为创作理念和公司管理而产生的种种创伤。
而漕河泾的年轻人们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被名为“自我实现”的长，正因为他们是最被期待着实现自我的一批人。他们是来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最顶级院校的最顶级毕业生们，他们自小就有主动学习的能力，他们习惯于成为同辈中的顶点，他们来自于富含爱与支持的家庭，他们在优绩主义的长梯上步步攀升，他们进入了以创意著称的游戏行业，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就是因为完美平衡了自控力与创造力——如果他们还不能实现自我，那么谁才可以呢？
而从外部角度讲，漕河泾大厂筛选员工的方式也注定了一种悖论；他们希望员工是年轻的、有梦想的、热爱自己所参与的游戏的；而公司又无法给年轻人提供上升通道、给有梦想的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对项目的热爱更让人痛苦，这种爱会被商业化的压力扭曲成自我攻击，越是爱它，就越是觉得自己为它做的不够；越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越是因为它逐渐变得与自己的记忆不同而感到撕裂。到最后，用年轻人的血肉堆起来的工业化履带隆隆响着向前滚去，而构成履带的每一颗螺丝钉，都幻想着早日从它身上被甩脱。
另外，漕河泾游戏公司们所创作的游戏多为持续运营的手游，这件事本身也在不断磨损着年轻人的脊椎与灵魂。创作无休无止，数据考核无休无止，螺丝一直在拧紧，有时候还不得不眼睁睁目睹着自己所乘的这条船缓慢下沉。在这一路上，他们大概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物质的回报，比如工资、年终奖、还有免费提供的下午茶；但没人知道自己将要遭遇什么样程度的痛苦，他们只能试着继续往前走，希望更大的成功能冲散眼下的烦闷，尽管更大的成功往往也意味着工作对生活的更多挤压。
然而，漕河泾的游戏项目动辄就是三百人、五百人，上千人也并非孤例，“这么大的团队，永远不可能让所有成员都认可总体目标，而且团队里有太多天才了，天才的意见更没办法统一”，但如果没有这么多天才，或许就做不出华丽的场景、感人的剧情、简洁的代码、漂亮的选题，就更无法实现适配天才的梦想。橙子认为游戏是伟大的文化创作，是了不起的、是值得自己投入一生的；但做游戏的过程“真的痛苦”，开公司痛苦，带团队也痛苦，被自己亲手挑选的员工质疑痛苦，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对员工说的话时，更痛苦。
采访结束之后，我有很长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动笔，写得十分缓慢。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这篇稿子，一旦写作进度落后，我就自责、沮丧、痛苦，半夜都忍不住爬起来翻看笔记。这种精神压力很难获得外人的理解，因为这采访是我自找的、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我就算不写了，也不会怎么样——就好比漕河泾的年轻人们就算今天辞职，也不会饿死——但我依旧对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些值得一看的内容而有所期待，这种期待源自自我表达的欲望，它折磨着我，就像是藏在灵魂中的牛虻。讽刺的是，这些痛苦倒是让我更加理解了受访人们的表达，它成了完成这篇文章的最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