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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有学者提出了“难忘信息”（memorable messages）的概念，意指那些被个体长期记忆并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过去40年来，不断有论文对难忘信息进行研究，但大多集中于描述性分析，缺乏理论建构。2021年， Cooke-Jackson等学者首次总结出了“难忘信息理论”（Theory of Memorable Messages），旨在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信息的接收、记忆、影响及其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2025年第8期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发表了Cooke-Jackson的最新论文，文章回顾了40年来关于难忘信息的研究，并阐述了难忘信息理论的五个核心命题：第一，时间性与层叠性（Temporality and Layering），难忘信息会被长期记忆，但其内容和重要性会随时间变化，新老信息层层叠加，共同塑造个体的认知；第二，效价的协商性（Negotiated Valence），信息的情感效价（正面/负面/中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可能对同一信息的效价有不同判断，接收者也会随着时间变化对同一信息的效价进行重新评估；第三，语境依赖性（Contextual Nature），难忘信息的含义深受文化背景、具体情境、传受关系以及传播媒介的影响；第四，社会化代理（Agents of Socialization），难忘信息是强大的社会化工具，它们系统地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信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第五，可颠覆性（Disruptability），个体能够识别那些有害的难忘信息，他们可以创造新的、更具建设性的信息来重构旧信息，从而为自己的身份和行为开辟新的可能性。

　　文章借助“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框架进一步分析了学术研究与新闻实践脱节的原因。制度逻辑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用以理解、评估并组织其活动的价值观、信念与规范体系。在此研究中，制度逻辑框架主要包含专业逻辑（新闻从业者如何规范自身行为以维护职业准则）、市场逻辑（将广告商和受众视为消费者的导向）、效率逻辑（强调以有限资源实现更大成效）和学术逻辑（以产出学术知识、建立学术声誉为目标）四方面。研究发现，在组织内部，新闻从业者常面临专业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之间的冲突，导致难以推行基于研究的创新；新闻媒体与学术机构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媒体行业主要注重针对性与具体性，而学术界则普遍崇尚严谨性与普适性，这导致了双方沟通与合作的困难。

　　元认知（metacognition）广义上指对自身思维过程的思考，在认知与教育心理学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自我调节、问题解决与决策制定的关键能力。元认知包含两个核心维度：一是元认知知识，即对自身认知优势、局限、策略及任务需求的觉察；二是元认知调控，即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规划、监控并调整认知策略的能力。2025年第11期的《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创性地引入元认知作为理解新闻实践的理论框架。作者强调，虽然该研究主要以透明度为例进行探讨，但元认知在新闻实践中的价值与影响不限于此，其潜在意义更为深远。

　　记者的元认知策略包括：识别报道中的认知偏差、阐明公正或准确标准的“理论性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意识到某些编辑规范（如“平衡”）如何限制报道框架以及截稿时间如何影响核查流程的“操作性知识”（operational knowledge）, 在报道过程中注意到不确定、情绪化或偏见以及相应地调整措辞或报道角度的“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修改更正发布的方式或时机、在编辑部意见发生分歧时重新修订决策的“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根据受众反馈调整报道策略的“适应”（adaptation），意识到编辑部的假设与受众的假设存在差异的“识别”（recognition），从有价值的批评中过滤掉恶意评论以及优先处理能够建立信任的信息的“辨别”（discrimination），借鉴过往经验以指导当前实践的“记忆”（mnemosyne）。研究结果显示，自我监控与自我调节等策略已成为记者应对即时挑战的核心，而如记忆与辨别等策略则更深入地融入新闻编辑部的工作流程。

　　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研究者识别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期望类型。一类是质量导向的传统主义者（Quality-oriented Traditionalists），这类受众以男性为主，他们更期待能够通过与记者的互动提升新闻质量、纠正错误信息，他们不在乎记者是否能够提供情感性或娱乐性的互动。另一类是协商导向的互动主义者（Deliberation-oriented Interactionalists），这类受众以女性居多，她们更重视互动过程中的尊重、可及性与双向交流，相反并不重视自己是否能够批评或纠正记者的言行。这两类受众的共识性期望是记者与受众应互相尊重、公平对待彼此、容忍不同观点。

　　媒体日益为Instagram和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量身打造原创内容。这些新闻报道往往是独立的新闻产品，顺应了平台的特性与审美风格。由于Instagram和TikTok 主要以娱乐性著称，此举引发了人们对此类新闻内容的信息价值的担忧。为了回应上述问题，发表在2025年第7期《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的一篇论文探究了Instagram和TikTok上的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与时事相关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娱乐元素相结合。

　　研究发现，传统优质新闻机构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报道硬新闻，其新闻内容包含稍多的新闻性信息，并采用了更多的娱乐性元素。这说明媒体正试图使其新闻产品适应Instagram和TikTok的平台逻辑。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闻的娱乐化呈现，研究认为，这一方面体现了受社交媒体逻辑驱动的新闻“小报化”趋势，特别是很多新闻机构都以用户浏览量等指标作为报道是否受欢迎的重要衡量标准；另一方面，适应平台逻辑本身也可看作是数字空间中新闻质量的重要构成要素，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在使用这些平台时日益提升的专业化程度。

　　论文使用了2018到2023年的《数字新闻报告》（Digital News Report）的调查数据，涵盖46个国家，样本量超过50万人。论文将公众对虚假新闻的担忧程度作为因变量，考察了时间因素、个体因素和国家因素对担忧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时间来看，六年来公众对于虚假新闻的整体担忧程度较为稳定；从个体来看，女性、年长者、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和新闻参与度更高者，是更担忧虚假新闻的群体；从国家层面来看，拥有更低人均GDP、更低新闻自由度和更高腐败程度的国家，虚假新闻的担忧程度更高。此外，研究还发现，人们最担忧的虚假新闻来源是本国政府或政客，最担忧的虚假新闻传播平台是脸书、新闻网站和聊天软件。